
游客在龍門石窟游玩。新華社發

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保護研究室的文物修復師在麥積山石窟157窟內修復塑像。新華社發

云岡研究院數字化保護中心工作人員在云岡石窟進行數字化信息采集。新華社發

游客在敦煌莫高窟游覽參觀。新華社發
【編者按】
2019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先后考察調研莫高窟、云岡石窟、麥積山石窟、龍門石窟,并對石窟寺保護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如何守護和留住敦煌的飛天神韻、云岡的皇家氣度、麥積山的泥塑絕唱、龍門的盛世風華?近年來,從搶救性保護到預防性保護,從傳統修復技藝到數字化永久存檔,中國石窟寺保護正邁向更科學、更精細的新階段。本期光明視野聚焦四大石窟的守護之路,走近石壁上的千年中國,感受文保工作者“與時間賽跑”的強烈責任感,展現他們以現代科技為古老文明注入生機的匠心,講述他們在保護與發展間尋求平衡的探索和思考。
數字護敦煌 神韻越古今
講述人: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副所長 丁曉宏
莫高窟是不可移動文物,數字化保護能夠實現其文物信息的永久保存、永續利用。20世紀80年代末,敦煌研究院就開始了數字化保護的探索。
數字化保護是一項需要創新和耐心的工作。敦煌石窟洞窟形制多樣,即使是同一形制的洞窟在結構上也存在差異。數字化團隊在開始數據采集工作前,要進行詳細的洞窟勘察測量,制定科學合理的數字化保護方案。有些結構復雜的洞窟,還需要對采集設備和采集方法進行改進或者調整,經過反復實驗后方可開展工作。
采集的合格數據會被后期圖像處理人員拼接為一幅完整的壁畫。圖像拼接并非易事,觀察、拼接、比對,放大、檢查、糾正,一塊一塊拼,一格一格看,色彩要一致,光線要統一。用一年時間采集的照片,我們需要花三年甚至更多時間來拼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看著一幅幅壁畫、一尊尊彩塑被完整、精準拼接,高精度定格于電腦屏幕中,成為穿梭古今、永不消亡的數字文物,我為敦煌奉獻一生的初心越發篤定。
2008年,敦煌研究院在北京舉辦“盛世和光——敦煌藝術大展”,展出了莫高窟第61窟的壁畫影像,那是一幅近40平方米的《五臺山圖》,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跡畫。此前,為了如期完成數字化高保真復制,我和同事們冒著冬日嚴寒在洞窟里采集數據。利用數字化技術復制的《五臺山圖》第一次展現在世人面前,更多人看到了這不可移動的壁畫,這讓我感到一切的艱辛都是值得的。
去年,由敦煌研究院牽頭制定的不可移動文物數字化保護行業標準已應用于實際工作。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完成300個洞窟的數據采集、200個洞窟的圖像拼接,以及45尊彩塑和7處遺址的三維重建。
我們還積極將數字化成果推廣至其他領域。例如,建設“數字敦煌資源庫”,向全球免費共享30個洞窟的高清數字化圖像及全景漫游;在國內外舉辦數字化展覽,使更多觀眾不到敦煌也可感受莫高窟的魅力;不久前,“數字藏經洞”數據庫平臺上線,搭建起貫通古今的敦煌千年數字圖書館。
此外,位于窟區的“尋境敦煌”VR體驗館,運用三維建模、游戲引擎物理渲染等前沿技術,1:1高精度還原莫高窟第285窟,讓觀眾沉浸式感受壁畫之美。數字展示中心放映的《夢幻佛宮》等球幕電影,將莫高窟的經典洞窟與精美藝術細節搬上銀幕……這些數字化手段既豐富了游客體驗,又有效分流了洞窟的客流,助力文化遺產保護。
敦煌文物得以數字化永久保存,數字化的敦煌得以轉化、利用、盤活,以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和內容永續存在,而非鎖閉于洞窟中、塵封在檔案里,這是敦煌之幸,亦是我們文物工作者之幸。
科技守云岡 文明耀五洲
講述人:?云岡研究院文化遺產保護與監測中心副主任 閆宏彬
作為云岡保護事業的一線工作者,我有幸見證了這座千年石窟從搶救性保護向預防性保護、研究性保護的華麗轉身,也在無數個日夜的堅守中,真正領悟文物保護事業的千鈞之重。
自20世紀60年代起,危巖體搶險加固成為云岡石窟保護工作的重中之重。2012年至2022年是云岡石窟搶險加固的攻堅掃尾階段。這十年間,我們相繼開展了包括五華洞保護工程在內的13項國家級重點保護工程,徹底解決了困擾云岡千年的危巖體問題。
2022年6月,我帶領團隊承擔第三窟搶險加固工程。作為云岡石窟中體量最大的洞窟,其后室頂板東西跨度43米,南北跨度15米。上層脆弱的泥巖層與超大跨度結構相互作用,致使洞窟出現43處斷裂懸空的危巖體,其中最大一處危巖重量超過50噸。那段時間,團隊成員日夜奮戰,在實驗室與洞窟之間往返穿梭,反復推演方案。最終,我們創新性地研發出重型工字鋼臨時支撐系統、倒垂射流注漿技術,并引入玻璃纖維錨桿技術,成功攻克難題。當最后一處危巖體被加固完成,陽光灑在穩固如初的洞窟上,那一刻所有的疲憊都化作了守護文化瑰寶的驕傲。
隨著時間推移,云岡監測體系日臻完善,涵蓋本體監測、洞窟微環境監測、保護工程監測、游客監測、科學研究監測、遺產地整體環境監測和地下安全監測等7大方向,553處監測傳感器如同遍布石窟的“神經末梢”。我們構建起“天空—地表—地下”立體監測網絡,形成人工巡查與儀器監測相輔相成的監測體系,并不斷探索“宏觀—中觀—微觀”多視角監測路徑。如今,文化遺產監測中心的大屏上,溫濕度、巖體變形等數據實時跳動,讓我們能夠提前洞察病害端倪,將風險化解于萌芽。
近年來,我和團隊積極投身科研攻關。2021至2023年,我們聯合復旦大學、中國地質大學等科研力量,揭開砂巖類石窟風化的神秘面紗,鎖定水和鹽兩大風化“元兇”。2023年,我們攜手上海大學等高校,首次構建窟內環境場域模型,建立風化評估體系,并初步形成一套以調節溫濕度、空氣流速為核心的治理方案,有效遏制凝結水對石窟的侵蝕。今年,我們聯合南京大學、上海光源等單位,計劃運用同步輻射、同位素溯源等技術,全面剖析“可溶鹽”的來龍去脈,研發針對性防治技術。
在去年的中柬友城大會上,我以云岡保護為主題分享經驗與成果。會后,我們與相關機構達成合作意向并簽訂協議。我們與國際同行的交流合作,既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文明的獨特魅力,也搭建了一座文明互鑒的橋梁,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的繁榮發展。
與氣候競速 展千年微笑
講述人:?龍門石窟研究院石窟保護研究與遺產監測中心副研究館員 范子龍
雨點密集地落在崖壁造像身上,蜿蜒的水痕沿著山體滴落——這是我作為龍門石窟保護工作者眼中最揪心的畫面。近年來,氣候變化加劇,極端天氣事件多發,千年石刻承受著前所未有的滲漏水和巖體開裂壓力。我和我的同事們,正在這場與氣候的競速中全力奔跑。
從靠橡皮錘敲擊“聽聲辨癥”,到利用探地雷達等科技設備“眼見為實”;從日均上萬步人工巡檢,到動態信息監測系統自動預警……應對無形的石窟寺病害,科技成為我們最明亮的眼睛。
要論當前龍門石窟保護實力的集中體現,2021年的奉先寺大型保護工程堪稱典范。由于地質營力的不斷作用及人為因素的影響,奉先寺滲漏水、巖體開裂等情況長期存在,對石窟的長久保存產生威脅。同時,奉先寺每天要面對萬千游客的目光。如何讓保護工程既能保護千年瑰寶,又不影響游客觀賞,是我們的首要任務。于是,50多米高的“懸挑架桿”成為奉先寺前的屏障,既為保護人員“空中繡花”提供支撐,也如一道透明簾幕,讓游客依然能望見大佛容貌。
我深知,山體內的每一條水道,就像人體內的血管,各司其職、各盡其用。若不經研判一堵了之,反而會對石窟本體造成更大傷害。這就像外科手術,搞清楚病灶,才能對癥下藥。對此,我們在工程方案設計階段,便組織眾多相關專家學者對方案進行研判,并利用探地雷達探測技術、紅外成像技術、3D掃描測繪等數字化技術詳細標記出奉先寺南、西、北三壁的裂隙和滲水點位置。
我們在山巔破碎帶精心打下12個壓水試驗鉆孔,追蹤每一滴雨水的“足跡”。山體表面裂隙封堵灌漿2806平方米,修繕唐代排水溝106米,新增3條排水溝89.4米,增設滴水檐62米。經過半年多的觀察,降雨后奉先寺西壁滲漏水病害得到有效遏制,滲水點銳減80%。
風雨不動安如山——這不僅是對龍門石窟近11萬尊造像的保障,更是龍門守護者代代相承的初心。氣候挑戰日益嚴峻,石窟寺保護注定是一場永無終點的接力。所幸,每一次壓水試驗的精準研判,每一根玻璃纖維錨桿的謹慎植入,每一種新型灌漿材料的科學應用,都在加固我們應對未來的底氣。我們守護的不僅是石壁上的錘擊斧鑿,更是文明在時間長河中永恒的微笑。
匠心復瑰寶 舊藝煥新生
講述人: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保護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館員 馬千
麥積山石窟位于秦嶺西段北側,是小隴山中的一座孤峰,因山形似農家麥垛而得名。它的開鑿和修繕歷經1600多年,保存上萬身各類造像,被稱為“東方雕塑陳列館”。石窟所處的甘肅省天水市麥積區,屬地震多發地帶。受地震等自然因素以及歷史上人為破壞等影響,石窟保護面臨嚴峻的挑戰。
早在1976年,麥積山石窟就實施搶救性保護工程。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同意,對麥積山石窟崖體實施加固維修工程,采用非預應力錨桿配合鋼筋掛網噴射混凝土的方法,在不改變巖體原狀的前提下,排除了安全隱患。這次修復持續到1984年結束,所采取的修復技術還應用到其他石窟的保護中。從那時開始,麥積山石窟就確定了“修舊如舊,不改變文物原狀”的保護修復原則。
麥積山洞窟內壁畫、塑像多為泥質文物,歷經上千年的歲月侵蝕后,大多出現了空鼓、起甲、褪色、霉變、酥堿等病害。在保護修復中,我們在沿用古代制作材料與工藝的基礎上,經過長期實踐積累和不斷改進,為麥積山石窟量身定做了成套的保護修復技術。
我印象很深的是西崖第59窟宋代墨書題記,它因年久失修,于1995年7月坍塌,我們清理出帶字跡的殘片有38塊、約90個字。我們采用了拼接、粘托、回貼等方法,用10個月的時間,完成了搶救性保護,復原字跡約85%,讓這一記錄宋代重修塑像的歷史文字資料重見天日。
針對采用不同工藝制作的各種塑像,我們使用局部復原與修復技術,保護加固了一批存在險情的塑像;針對空鼓、起甲等壁畫病害,我們用傳統麥草泥與有機加固劑結合的方式修復。我們利用傳統技藝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方法,遵循就地取材、不改變或少改變文物歷史原貌、修復措施不妨礙再次對原文物進行保護處理的原則,最大限度做到“修舊如舊,不改變文物原狀”,讓千年藝術瑰寶在當代煥發新生。
近年來,我們通過與敦煌研究院、日本筑波大學以及甘肅省氣象局、地震局等展開交流合作,形成了一套較為規范的石窟壁畫塑像保護加固工藝和方法,推動麥積山石窟保護再上新的臺階。
給這些藝術珍品“看病”,不僅是修復物理損傷,更是延續歷史的“生命”,守護中華文明的根脈。始終堅持“修舊如舊、保持原貌、最小干預”的原則,我們解決了石窟危巖體、生物病害、棧道安全穩定等難題。目前,已完成29個保護項目,共修復塑像68身,壁畫約124平方米。
項目團隊:本報記者 方莉、尚杰、王冰雅、李建斌、楊玨、王勝昔 本報通訊員 梁笑宇
保護好傳承好傳播好中華文化瑰寶
王學斌
中國的石窟寺分布廣泛、規模宏大、體系完整、內涵深刻,可謂“家底”豐厚。相關調查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共有石窟寺2155處,摩崖造像3831處,共計5986處,占全球此類遺址總數的近一半。如此眾多的文化遺產,是印證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載體,是彰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立體“教科書”,也是彰顯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獨特“資料庫”。
石窟寺文物包括石窟建筑、摩崖造像、窟龕、壁畫、彩繪等多種類型。近年來保護利用工作頂層設計不斷優化,保護系統思維逐漸確立,考古研究、保護技術理念等諸多方面均取得顯著成效。如敦煌研究院建成全球首個“多場耦合環境模擬實驗室”,可復現風雨凍融對文物的侵蝕過程,攻克巖土劣化研究難題,并建設“數字敦煌”資源庫平臺;云岡研究院實現了80%的洞窟全數字化保全,建成“數字云岡”先進計算中心,是國內文博系統首家基于文物數字資源的先進運算與數據儲存中心;龍門石窟研究院數字資源庫建設和流散海外文物“數字化回歸”取得新進展。同時,我國先后于2023年、2024年在重慶大足、甘肅敦煌召開了兩屆“石窟寺保護國際論壇”,有力推動了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我們仍需清醒認識到,當前石窟寺保護面臨傳統風險與新風險的疊加挑戰,系統性、持續性威脅依然存在。一是保護技術有待加強。持續的氣候和環境變化始終威脅著石窟,應對巖體風化、滲水、結構失穩、微生物機理的關鍵保護技術尚未完全突破。二是保護理念有待轉變。長期以來,我國石窟寺保護過于依賴搶救性修復,往往是在文化遺產出現明顯損壞后才采取行動,缺乏系統性和前瞻性,容易造成不可逆的歷史信息喪失。三是保護隊伍有待擴大。這些年來,我們培養了一批文化遺產保護人才,但知識結構和專業技能還不能完全適應事業發展要求。尤其是西北偏遠環境對青年科研人員吸引力弱,跨界人才稀缺。四是保護范圍有待拓展。目前石窟寺保護項目實施仍以國家級、省級為重點,對于中小型石窟寺的保護力度較小,保護基礎較為薄弱,此情況亟待改變。五是活化利用有待提升。石窟寺保護不僅要維護其物質形態,更要傳承與展現其背后所蘊含的豐富文化精髓,增強全民族文化認同,活化利用極其關鍵。目前大多數石窟寺的文旅融合探索更多側重于其文化藝術的挖掘和展示,缺乏更宏闊視野下的文明敘事和更深層次的數字呈現。
基于現狀,未來的石窟寺保護利用可從如下方面發力。第一,加強科學研究。積極開展石窟寺保護基礎科學研究和關鍵技術研發,深化跨學科合作,高度關注石窟寺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的針對性、專門化解決技術和方法。第二,深化預防性、系統性保護。應加大對預防性保護和技術創新的研究投入,特別是在自主研發、引進國際先進技術以及加強與全球頂尖研究機構合作方面,制定系統而長遠的規劃,并積極探索社區保護網絡,覆蓋周邊沿線中小石窟遺址。同時,推動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和統一監管,健全文化遺產保護傳承體制機制,加快完善法規制度體系。第三,推進人才隊伍建設。建議將文化遺產保護人才的培養納入國家教育體系,鼓勵更多高校、科研院所開設相關專業,并與國際領先機構建立長期合作關系,設立聯合培養計劃,形成從基礎教育到高端培訓的全鏈條人才培養體系。第四,牢牢掌握石窟寺研究的話語權。當前石窟寺研究,重點應置于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大局之中,著力推動敦煌學、云岡學、龍門學等學科體系建設,增強基礎研究,形成多學科融合格局,主動開展多形式學術交流,講好中華文明故事的“石窟寺篇章”。第五,促進文旅融合升級。秉承石窟寺活化利用是一個動態有機、可持續發展過程的理念,通過公眾考古活動、重要石窟寺開放展示、專題展覽、云展覽、虛擬漫游、虛擬修復、研學、表演等方式,傳播石窟寺研究成果,潤物無聲地提升公眾對石窟寺價值的理解和認同,實現社會效益和市場效益的兼顧與共贏。
(作者:王學斌,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