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現場
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鳥形青銅鈴
【新展大觀】日前，“古蜀華章——四川古代文物菁華”展覽登陸中國國家博物館，為期兩個月的展覽中，將有210件（套）古蜀文明發展各個階段的重要歷史遺珍與觀眾見面，其中包括132件一級品。
與以往展覽重審美而輕史論的陳述思路不同，本次展覽將從三星堆驚艷世人的亮相到青羊宮氣勢恢宏的落幕，為觀眾鋪陳開整個古蜀文明發展的浩大圖景，進而通過追溯文明與文明之間勾連的氣脈，勾勒出這支瑰異的青銅文明在華夏文明生成過程中的持續貢獻。
1.承與變：銅金交相映
1986年夏，隨著兩座大型商代祭祀坑的發現，上千件國寶重器橫空出世，三星堆頓時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有學者推測，這些國之重器湮沒于塵埃是因為古蜀文明在三星堆文化末期發生了一次暴力性政治變革。隨著最高權力在不同族群間的更迭，三星堆文化式微，十二橋文化興起，古蜀文明的中心也隨之轉移到了金沙遺址地區。
為了直觀地呈現這一點，展覽大膽吸納新的學術研究成果，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王方介紹，經過對三星堆、金沙遺址發現的青銅人像從發型、發飾進行比對解析，佐證了古蜀文明早期的上層社會中有兩大族群：主世俗事務的“辮發”族群與主祭祀的“笄發”族群。然而到了十二橋文化時期，辮發族群取代了笄發族群成為宗教的“代言人”，在上流社會一家獨大。
但政治影響力可以擦除，三星堆時期的文化烙印卻無法從十二橋文化中抹去。通過平行對比，展覽帶著觀眾抽絲剝繭，從權力、信仰、禮儀等角度揭開了社會變革中兩個文化間緊密的傳承關系。其中最有意思的莫過于：過去權力更迭的象征器物今天卻成了解密兩種文化傳承關系的關鍵符碼。
在三星堆文化時期，權力的重要象征之一毫無疑問是金面具。在展館中展示的諸多青銅人頭像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尊戴金面具的辮發青銅人頭像，其大小、形狀與展出的其他人頭像幾乎別無二致，但在金面具的映襯下顯得格外威嚴高貴、氣度不凡。金面具的雙眉、雙眼部位鏤空，與頭像渾然一體，要做到這一點必須經歷蹭試、剔除、黏合等繁復工藝。王方告訴記者，制作金面具絕不僅僅是為了美觀，更可能是在宗教祭祀活動中具有特定的功用和文化意義。
而這樣的金面具在十二橋文化中也有發現。本次展覽展出了金沙遺址所發掘的兩件金面具中較小的一件。面具表面光彩熠熠，背面卻略顯粗糙，表明它應該同三星堆的金面具一樣是某個器物或人像的附屬。學者認為，它很可能作為神職人員祭祀作法和神靈溝通的法器使用，這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其他文化中還未曾發現，足以說明金箔覆面的用法和文化內涵是一以貫之承襲自三星堆文化時期。當然，細細比較仍然可以發現其中隱藏著這場政治變革留下的痕跡：三星堆的面具眼廓呈菱形，而這件面具卻呈橢圓狀，暗示了權力中心在兩個族群之間發生了轉移。
除了金面具，“權杖”是三星堆時期另一重要的權力象征。王方說，三星堆最具代表性的權力道具便是一根殘長143厘米、包覆金箔的權杖，杖上飾有帶頭冠與耳飾的人頭像以及箭射穿魚、鳥的紋飾。盡管這根“金杖”沒有來到本次展覽的現場，但有另一件權之重器——爬龍柱形青銅器。這只“爬龍”有著羊一樣外翻的大犄角，龍口大張，獠牙外露，威勢畢現；龍身則像蜥蜴一樣趴在柱形器座上，兩爪攀附兩側，尾巴稍稍勾起，顯得生機盎然。由于器物已在埋藏前損毀，對其性質學界一直多有猜測，但相信只要見到它，便沒有人會懷疑它對于“至高無上”的詮釋力。
而十二橋文化時期權力具象出現了新形態，其代表器物就是金沙遺址中出土的一件金冠帶。冠帶表面采用精湛的鏨刻手法，以對稱布局的形式刻畫了四種圖案紋飾：中央是簡化了的人頭像，兩側以延續的方式分別刻有一鳥、一魚、一箭。每組之間又以人頭像相銜接，線條流暢，生動奇妙。“這魚、鳥、箭的組合圖案卻又與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紋樣幾乎一模一樣，若說這種權力表現形式直接承襲自三星堆文化也毫不為過。”王方說。
2.交與融：百川終歸海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在李白的詩中蜀地是神秘且與世隔絕的，但在展館中，丫形射部的牙璋、有領玉璧等脫胎于中原文化禮器，勾連甘肅、新疆的青銅牌飾，來自海洋文明的青銅貝與阿文綬貝玉佩飾……一件件珍品卻為我們勾勒了一個開放且包容的蜀地。
而到了青羊宮文化時期，這種與中原文化、秦文化、楚文化等中國其他地區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滲透的態勢更是從未有過的鮮明。
值得一提的是，在青羊宮文化展區內，“巴蜀”一詞的出現頻率遠遠超過“蜀”與“古蜀”，似乎喻示著這一時期蜀文化與同處四川盆地的巴文化已經難分你我。最重要的一個文化符號便是“巴蜀圖語”。
西漢史學家揚雄在《蜀王本紀》中曾武斷地評價蜀人“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因此古蜀文明沒有文字一度成為考古界的共識。但這對古蜀文明這樣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來說顯然十分反常。據成都博物院副院長謝志成介紹，隨著考古工作的推進，學界逐漸意識到，將一些在容器、兵器、印章、漆器等器物上頻繁出現的紋樣認定為裝飾，其實是低估了它們的文化價值——這些符號很有可能是當時巴蜀地區通行的獨立文字，在秦統一六國后的“書同文”政策下銷聲匿跡。
提到“巴蜀圖語”，就不得不提“巴蜀印章”，而“巴蜀印章”中規格最高的則是一枚古蜀王印。這枚“王之印璽”默默地隱藏在展區右側，但即便它十分“親民”地與一眾“兄弟姐妹”待在一個展柜里，也掩不住它的獨特與雍容。印章圖案十分有趣，下方中部放著一個裝酒的器皿“罍”，兩邊各站著一個人像，互相手拉著手；上方正中是一個網格狀的圖案，這疑似族徽的符號兩側各有一個銅鈴狀的樂器，謝志成告訴記者，它們一為木鐸，一為金鐸。鐸是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或戰事時用的大鈴，盛行于中國春秋至漢代。這方印集文武之鐸于一體，也證明了它的尊貴地位。
巴文化之外，蜀文化與長江中游的楚文化也交集頗深。傳說，有荊（今湖北、湖南）人鱉靈溺死，尸體逆流而上來到成都，竟然復活了。當時的蜀王杜宇拜其為相。因鱉靈生長于多江湖的荊楚，識水性，成功地治理了一場大洪水，最終令杜宇禪位于鱉靈。鱉靈及其子孫皆號稱開明帝。有意思的是，中心柜中這五件鼎正來自開明王朝時期的蜀王墓。謝志成指著正中一件鼎向記者示意，只見它附耳、蹄足，鼎蓋上臥了三只銅牛，是典型的楚鼎樣式；而蓋內鑄銘“邵之飤”中的“邵”又恰是楚國三大姓氏“屈、景、昭”之一，似乎暗示了蜀地王族與荊楚的歷史淵源。
更有意思的是，這只鼎與其余四只蜀人的“仿制品”共同構成了“列鼎”現象。謝志成介紹，以九、七、五之數成組列鼎是周王朝的禮器制度，出現在四川地區還是首次發現，他還指出此墓葬中同時還隨葬五件形制相同的銅罍，則又體現了蜀地特有列的罍制度。中原王朝的禮器制度與蜀地的禮器制度同時并存于同一座墓葬，正是古蜀文明逐步融入華夏主體文明的證明，也讓我們看到，或許每個文明的骨子里都帶著渴望交流的基因，沒有哪一種文明能是一座永遠的“孤島”——可能一時會受到地理限制而閉塞，而一旦這種限制被打破，文明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便再難阻隔。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本文明中特性的棱角也將不可避免受到消磨——可惜嗎？
不。王朝或有盡時，文明卻永遠不死：吸收了秦楚文化后從瑰異走向寫實的水陸攻戰紋青銅壺憑借繁復的長篇人物故事攀上了戰國青銅藝術的新高度；而巴蜀文化創制的青銅鍪、巴蜀圖語中的虎紋被秦文化吸收后也隨著武力擴張滲進各地的文化……正是這樣的層層積淀奠定了中國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
走出展館前，記者忍不住又回頭看了一眼。也許很久都不會再有這樣驚心動魄的體驗了：千百年的光陰被濃縮在這樣一個小小的空間內，從中走過，便目睹了一個文明從驚艷亮相到恢宏落幕。這就是文物的力量，也是文物展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