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安東屏山書院
韓國書院
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韓國9座保存了朝鮮王朝時代儒學私塾原貌的書院，以“韓國新儒學書院”（Seowon，KoreanNeo-Con-fucianAcademies）之名，成功入列世界遺產名錄。
這一消息隨即在網上引發討論。有網友好奇，書院不是中國的嗎？我們又被韓國搶先了？韓國書院和中國書院有什么關系？
與申遺相關人員交流之后，大河報·大河客戶端記者發現，申遺不是公眾想像那般的競賽體質。各種質疑背后，其實是對自我的不明晰，對申遺的誤讀。
搶注？不存在的！
針對韓國書院“搶注”的說法，中國書院學會副會長、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鄧洪波對媒體表示，其實中國書院早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白鹿洞書院作為廬山國家公園的一部分，已于1996年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嵩陽書院作為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的組成部分，2010年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宏村的南湖書院，也是世界文化遺產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的重要遺產要素”。
而從儒學角度說，山東曲阜的孔廟、孔林和孔府（三孔），作為儒家文化在起源地中國的代表，早在1994年就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如此看，“搶注說”簡單粗暴，可歸入“不明真相群眾”矣。
掌握信息不全是其一，文化部一位官員曾對媒體表示，公眾屢屢對鄰邦申遺表現出擔憂，其實“源于大家對申遺理解有誤”。
“申遺不是‘搶注商標’，而是為了提高某種遺產的可見性，讓全世界都能知道和分享。”這位官員說。
需要澄清的是，申遺不像專利申報，不具有排他性，同類項別國申遺成功之后不代表中國就不能申報了。正如韓國之前申請了“江陵端午祭”，我國后來也成功申請了“端午節”，這說明不同國家的申遺不沖突、不矛盾，甚至可以聯合申報，完全可以共存甚至共享，共同推動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搶救、利用、傳承。
參差多態乃是文明昌盛的本源。申遺的宗旨與使命，在于傳承與保護將要失去土壤的文化形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有如此悠久的歷史沉淀和文化傳承。“在文化遺產的種類和申遺上，我們應該有充足的自信，應該把更多精力放在這些遺產的保護和傳承上，對他國的申遺成功，應當支持和歡迎，這樣才符合申遺的本意。”這位官員說。
事實上，就在韓國書院入選的同期，中國“良渚古城遺址”和黃（渤）海候鳥棲息地（第一期）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中國世界遺產總數達55處，位列世界第一。
中韓書院，淵源與流變
入選世界遺產的9座韓國書院，確有令我們羨慕嫉妒之處。其完整保存了朝鮮王朝時代儒學私塾原貌，在今天依然是民眾前往拜謁及文化活動的重要場所，更直觀的說法是——它們活著。ICOMOS（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的評估結論中說，韓國新儒家書院“反映了來自中國的新儒家思想與韓國當地實際相適應和契合的歷史過程，最終形成的書院從功能、規劃和建筑等各方面杰出見證了這一變革性和本地化的過程”。這也說明了韓國新儒家書院曾受到中國書院的啟發和影響，見證了中國書院文化在東亞地區的廣泛傳播與交流。
顯然，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9座韓國書院，與中國書院的關系密切。
學界一般認為，書院起源于7世紀末的中國唐朝，16世紀初傳到朝鮮半島，17世紀中葉又由中國和朝鮮半島傳到日本，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本土的書院或撤廢，或改為學堂、學校，古制不存。
鄧洪波認為，朝鮮書院自主發端，但卻是在援引中國書院制度、形成“正軌書院”概念之后，開啟了相對獨立發展的格局。
16世紀，有“東國朱子”之稱的李滉，提出了全面引進中國書院制度的建議。在引入中國書院軌制、構成“正軌書院”概念以后，李氏朝鮮出現了教學與祭祀先賢兩者兼具的第一所“正軌書院”——白云洞書院。此后，書院在李氏朝鮮興盛一時，直至18世紀才衰落。
中韓兩國書院同以儒家學說為中心，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但兩國書院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在中國，書院以教育為主，奉祀先賢為輔，在朝鮮則恰好相反；中國書院在學術上有一定開放性，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乾嘉漢學等都曾在書院盛行，而朝鮮則以朱子學派為宗主，對當時在中國盛行的陽明心學、乾嘉漢學基本上采取排斥態度；朝鮮書院享有諸多特權，如院田之免稅、院奴之免役等，也因此造成書院在李氏朝鮮廣占田地、危害國家財政的弊端，而中國書院則始終是比較純粹的文化教育機構。”鄧洪波說。
申遺有料，還得有款
就在中國良渚古城遺址與韓國書院申遺成功消息發布三天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方微博發布官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決議，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將在中國福州舉辦。
這條消息背后,隱含著巨大的信息量。就在去年第42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泉州（刺桐）史跡申遺被“發還待議”，申遺遭遇滑鐵盧。
泉州別稱“鯉城”及“刺桐”，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元朝時曾是世界第一海港，風光無限，至今城中古跡留存眾多。有消息稱，申遺出師不利，其古跡多然而雜亂，是被拒的原因之一。
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泉州方組團出戰，攜重磅籌碼前往阿塞拜疆，一舉拿下了下屆會議承辦權。
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稱：“申遺，必得政府主導，財政支持，是個花大錢的事。”泉州承接下屆大會，就得耗資不菲。為滿足申遺條件，需對申報遺產進行大動作整治，更是需要動輒以億計的資金支撐。
2010年入選世界遺產的“中國丹霞”總耗資超過10億元，同年入選的“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項目則耗時9年，耗資8億元……這樣的資金體量，沒有強大財政資金支持，是無法想像的。
“光有料，沒有錢，沒有大錢，是沒法申遺的。”對申遺稍具常識的人都明白這一點。
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項目的申遺工程也是艱辛而浩大。當年一位全程參與天地之中申遺的學者型官員透露，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古跡包括太室闕、少室闕、啟母闕、中岳廟、嵩岳寺塔、少林寺常住院、塔林、初祖庵、會善寺、嵩陽書院、觀星臺10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1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申遺工作包括對這11處古建筑單位進行全面保護維修，不僅對建筑進行修繕，建筑群內的1000多棵古樹名木也進入保護之列，300多株病樹也得到診治；對古建內外的違章、違法建筑進行拆除或搬遷；對古建周圍環境進行大規模治理整頓，甚至整個村莊搬遷及村民安置——工程之浩大，難度之高，除了專業投入，各方關系協調之外，沒有巨大資金支撐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而其中嵩陽書院，也借申遺工程進行了整修，“在保護既有清代書院建筑群的基礎上，嵩陽書院復原了考場、接官亭、祭祀場所等一些已毀失的重要建筑，成為人們了解儒家講學、祭祀、藏書的重要文物景點”。古老書院的“神復原”也帶來了直接的收益，成為熱門景點。
申遺，挾傳統以自強不息
韓國書院以新儒學入選世界文化遺產，較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的古建入選，更多了一重儒學傳承的意思，刺激國人心理。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院長肖永明教授對媒體表示，這次韓國9座書院申遺成功，是韓國書院研究機構、政府機構、民間機構長時期努力的結果。這些古老的書院不僅保存相對完整，而且在民眾的日常生活與社會活動中是醒目的存在，在1000元韓幣上，就印有這次進入名錄的陶山書院的全景圖以及韓國的著名哲學家、書院教育家李退溪（1501-1570）的頭像。
相比韓國書院蓬勃的現實存在，我們的書院予公眾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孔子學院、市場上的國學培訓機構或者是旅游景點，傳統書院的儒學體系與功能設置已經不存。
這不能算是誤解，古老的書院如今多為僅存的建筑形制，或按文物管轄，或按旅游景點設置，歸景區管轄。
自唐中葉始至晚清書院改制，書院制度與書院文化在中國延續了1200年之久，扎根民間社會，在各地城鄉村落星羅棋布，興盛時期多達7000余所，是中國文化發展傳承的重要載體。鴻學大儒以書院為據點，開壇講學，交流學術，散播思想，成為學術與文化高地，影響深遠。
中國書院還越出國界，傳入日本、朝鮮、越南、馬來西亞等周邊國家，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象征和文化傳播的窗口。彼時東南亞各國把中國視為文化朝圣地，紛紛建立起制度相似的書院。
“書院在中國其實中斷的時間并不長，傳統的文脈強韌綿長，一有合適的水土就會蓬勃生長。”一位文化觀察人士說。而傳統文化復興的呼聲上自政府下至民間，已呈洶洶之勢，書院也正在各地大范圍地興起。古老的書院在恢復元氣，新興的書院在摸索嘗試，種子一旦萌動，終會破土而出。
復興屬必然且必要，然繼承的應是精神內核，不是形式。
長沙岳麓書院、安慶敬敷書院在1901年改制后直接變成了大學堂，教育功能一直延續。上世紀80年代始，岳麓書院和長沙大學建立合作關系，相當活躍；鄭州大學也介入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等也在積極恢復講學……
“全然復活舊有體系不可行，也是不可能的，書院在新時代一定是要轉換的。”著名藝術評論家栗憲廷說。書院在今天的現實呈現，更多的應當是作為一種文化景觀，可由出版機構、工作室等植入，成為一個開放的寬松的平臺。
而書院的精神內核，將作為文化的基因繼續強大存活。從精神與文化傳承的意義上講，承接了中國書院體系與儒學精神的韓國書院此番申遺成功，恰恰是中國儒學制度的榮耀。我們曾有那么強大的原創文化范本，引鄰邦追隨、復制，植入其民族文化基因。這是我們文化優勢與文化先進性的體現。國人當以此自重，再造文化再造原創，挾傳統以自強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