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區的舊石器越來越多，長江流域日益支撐起史前考古的新天地……祝賀！”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公布后，一位考古人在朋友圈發出這樣的感嘆。
資陽濛溪河遺址群是四川第二個獲此殊榮的舊石器考古項目。2022年，位于川西高原的稻城皮洛遺址也曾入選。兩個項目的領隊，都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長鄭喆軒。
成為“十大”僅僅是開始。評選結果公布當天，鄭喆軒就匆匆趕回濛溪河遺址。皮洛、濛溪河、射洪桃花河等重要遺址還有大量工作要做，資陽、內江等地的田野考古調查也在同步開展，整理研究也不能停下，考古隊員們忙并快樂著。
擱在幾年前，現在這種狀態，對于鄭喆軒還是“不敢想象的幸福”。
四川處于高原與平原之間，華南與華北之間，溫帶與亞熱帶之間，是古人類遷徙和文化交流十分重要的“十字路口”。然而，在2019年以前，四川比較明確的舊石器遺址僅有10余處，國內外學者們只能被迫接受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沒有或者很晚才有少量古人類存在的“苦澀現實”，四川成為國際舊石器研究的“盆地”“洼地”。
“如果能夠扎實開展一些有針對性的工作，可能會有填補空白的重要突破！”11年前，鄭喆軒碩士畢業，帶著“開疆拓土”的目標和期待來到四川。然而，沒有舊石器專業的人手，沒有工作基礎，缺乏可靠線索，工作的開展如“盲人摸象”，一度十分艱難。頭幾年，鄭喆軒只能通過翻閱歷史資料、利用其他任務間隙“搭便車”做一點舊石器考古調查，收效甚微。他做得最多的是配合基建開展的搶救性考古，參與發掘的遺址年代“從新石器直到建國后，偏偏沒有舊石器”。但在這個過程中，他也大致摸清了四川不同區域的地質地貌特點，為后面的工作積累了經驗。
短短五六年間，局面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2019年以來，四川逐步啟動舊石器時代考古專項調查，取得了階段性重大成果。調查新發現舊石器遺址點300余處，多個地區從無到有、從點到面，形成舊石器遺址群落，宛如漫天群星。遺址的文化面貌也顯示出獨特性、多樣性。這證明，早在舊石器時代，四川就是現在東西方及中國南北方文化交流、人群遷徙的重要區域。
“漫天群星”中，有兩顆最為耀眼，那就是皮洛遺址、濛溪河遺址。
皮洛遺址發現于2020年。遺址發現數量豐富、技術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東亞地區形態最典型、技術最成熟、組合最完備的阿舍利晚期階段文化遺存，對研究早期人類東西方文化交流、阿舍利技術傳播路線等問題都提供了關鍵性證據。據最新研究，皮洛遺址的年代最早已超過了距今20萬年，這意味著，人類至遲在20萬年前就登上了青藏高原東部。
濛溪河遺址發現于2021年，特殊的飽水埋藏環境，極為罕見地較完整保存了一個6萬—8萬年前的遠古社會，從多方面改寫了國際學術界對舊石器社會的認知。其中以豐富的植物遺存最為特殊。遺址發現的木器是世界罕見的早期加工利用有機質材料的實證，仿佛見證了一個“木器時代”。遺存包含豐富的樹木、果實和種子，核桃、花椒、接骨草等不少植物是在考古中最早的發現。遺址還發現了用火、切割、琢制、刻劃等多種行為的證據，穿孔的石頭和橡果、石塊骨片木頭上的系列刻劃痕，展現了遠古人類的精神世界。經過調查，考古隊已確認了86個濛溪河文化類型的遺址點，廣泛分布在沱江和涪江流域的淺丘地貌區，形成濛溪河遺址群。
2022年發現的桃花河遺址也令人驚喜。遺址發現上萬件大中型石器，其豐富程度在南方地區的舊石器遺址中前所未見，還發現了石器加工廠、古人類活動面及其他罕見的復雜遺跡，應為早期人類的一個中心營地。測年表明，最早的遺跡距今約30萬年。
五六年，300余個遺址，多個世界級的發現。6年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舊石器研究室成立時，僅有鄭喆軒一人，如今已經有了11名成員。這個平均年齡30歲的年輕團隊，將在天府之國繼續探索，揭開古人類生活的更多謎底。
來自現場的聲音
盤龍城遺址楊家灣墓地出土的金片綠松石鑲嵌飾。
4月24日，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公布，專家評委們對入選項目進行了深刻而生動的點評，便于公眾更好地了解各遺址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本版擇其精要，與讀者分享。
——編 者
9000年前的飯稻羮魚
浙江仙居下湯遺址是中國最早的農業聚落。過去4個年度2000多平方米的發掘，揭示了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中晚期的中心臺地、外圍人工土臺、三重環壕的聚落結構及其動態發展過程。遺址發掘面積并不大，卻發現了幾乎所有遺跡要素——房址、器物坑、灰坑、墓葬、食物加工廠、紅燒土廣場、溝渠、道路等，全景式呈現了早期農業社會的聚落形態和結構，為我們研究南方地區早期稻作農業提供了重要的標本。
今年有很多大遺址都是長期發掘的遺址，比如甘肅臨洮寺洼遺址，1924年初次發掘，上世紀40年代夏鼐先生做了第二次發掘，到現在已經101年了。本輪發掘也延續了多年。遺址發掘出一處馬家窯文化的大型聚落，發現了三重長方形布局的圍溝、近百座房址、大量的灰坑窖穴。這是首次發現史前遺址的三重長方形布局圍壕，首次發現馬家窯文化大規模的制陶區，首次確認馬家窯文化高等級的中心性聚落，為我們展現了4800年前后黃河上游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新高度。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 陳星燦
中原青銅技術經由這里傳向三星堆？
學界公認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是中原商王朝控制長江中游地區的一個重要據點，是冶金技術、禮制向長江流域擴展的一個重要依托。我們原來認為，在商前期盤龍城遺址就衰落了，現在看來，在商代中期它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城址，可以看到600多米長的石墻、高等級的墓葬等。中原制造青銅器的技術，很可能是經由這兒傳向了三星堆。
盤龍城遺址的考古發掘與遺址展示、考古公園建設緊密結合，形成聯動，還面向國際舉辦了考古夏令營，在遺址的保護、利用、展示、傳播方面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樣板。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王 巍
江淮遺珍 楚風絕唱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可謂“江淮遺珍 楚風絕唱”，為研究楚文化的政治格局、禮制變遷與藝術成就，樹立了考古標桿。武王墩是戰國楚系墓葬中獨立陵園制的典范，陵園面積有150萬平方米，車馬坑長148米。陵園里陪葬墓、祭祀坑星羅棋布，主墓封土高達14米，墓坑深約20米，這些都展現了楚國工匠卓越的工程智慧，展現了楚文化、楚文明的高度發達。
“亞”字形的九室多重棺槨為國內首見。以九鼎八簋為核心的銅器群、鐘磬鼓瑟的樂器體系，刷新了對戰國禮樂文明的認知。木器紋飾華美，龍鳳案、耳杯等器物，融合了中原和楚地的風格，印證了楚文化對秦漢藝術的深遠影響。出土280件木俑列陣，儀仗與樂舞分工清晰，體現了楚國從“人殉”向“俑殉”的文明躍進，為后世兵馬俑制度提供了直接的淵源。
——北京聯合大學校長 雷興山
佛教中國化，從這里開始
新疆喀什的莫爾寺遺址已經發掘了6年。我們都知道佛教文化、佛教藝術是從印度起源，經過中亞，由西域傳播到中原。新疆在這一鏈條的前端。過去我們比較熟悉的是石窟寺，從克孜爾到敦煌、麥積山、云岡、龍門等，但地面佛寺遺址保存情況不太好。莫爾寺揭示了一個延續較長時段的地面佛教寺院建筑及其布局，通過布局可以看到它的結構和功能。
莫爾寺建立于佛教初傳階段，即公元1世紀左右，1—3世紀是遺址的第一期，此時平面布局是典型的印度中亞地區以佛塔為中心的“塔院式”結構。第二期為公元4世紀以后，從魏晉至唐代這個階段，一方面保留了原有的塔院，同時中國內地的長廊式佛寺布局已經在這個地區出現了。莫爾寺遺址為我國早期佛寺起源、佛教中國化的過程，提供了非常鮮活的材料。
——四川大學教授 霍 巍
探尋文明之光——聚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尊、卣、爵、觶、鼎，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出土的5件青銅禮器引人注目。鑄于它們內壁、器底、器蓋共7次的相同銘文極為重要，銘文中的“太保墉燕”4字實證了北京3000年建城史。“太保”是西周成王時期的召公奭，“燕”指琉璃河遺址所在的燕地，“墉”意為“筑城”，“太保墉燕”意為“太保召公來到燕地建設都城”，這是北京建城史最早的出土文獻。
陜西寶雞周原遺址出土卜甲、卜骨殘片213片，初步辨識出刻辭295字。甲骨刻辭涉及天文歷法、歷史地理、軍事戰爭、數字卦等多方面，價值重大。發現了多個國族名、人名，可以與金文和傳世文獻互相參照。發現“我呼侯……”“王呼并召……”等王呼令諸侯的王卜辭，是反映西周天子與諸侯關系的珍貴記載。
云南晉寧河泊所遺址出土“滇國相印”封泥、“益州”銘文瓦當，寫有個人財產申報文書、“始元四年”的簡牘，實證西漢時期曾經在這里設置益州郡，并揭示了郡治的準確位置。大批有字簡牘填補了對漢代社會基層結構的認知空白，證明在漢代邊疆治理的過程中，中央王朝一方面實行郡縣制，一方面對滇王繼續冊封，運用了非常靈活的手段進行有效管理。
出土文字文獻提供了古代社會的“第一手資料”，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多個遺址都出土了文字資料，在遺址性質的確認、古代社會面貌研究等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
把“親子鑒定”做到3000多年前
王 ?晶 安妮娜
考古工作者看到一片墓地，首先想到的不是將出土多少稀世珍寶，而是墓葬結構、家族關系——這片墓地埋的是誰？他們之間有什么關系？生前曾發生過什么故事？
歷史時期的大家族，會以墓碑、墓志的方式留下自己或家族的痕跡，但夏商周時期的平民墓地無法通過文字講述自己的故事。此前，考古學者往往依靠分析墓葬之間的距離遠近、分布形態，推測墓主人之間的關系可能為夫妻、父子等，但苦于沒有證據可以驗證。直到近年，生命科學技術在考古研究中充分應用，使考古工作者“替古代平民說話”成為可能。
我們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內發現了一片西周中期的平民墓地，目前已發掘了33座墓葬。這批墓葬的隨葬品很少，少的一件陶鬲，多的三件陶器，只有一座墓隨葬了銅錛鑿，顯然是一般平民的墓地。但他們的排列關系清晰，互相之間基本沒有打破，人體骨骼保存也很好，因此我們得以提取到其中的DNA，把“親子鑒定”技術做到3000多年前。
通過高精度的人類全基因組測序，北京大學寧超研究員團隊復原了這片墓地中各墓葬之間的家族關系。我們發現，墓葬大致可分為南北兩個片區，北區家族關系極強，共有18個人存在親緣關系，南區的家族關系則較弱。
北區墓葬主要是兩個家族，各自以父系遺傳為紐帶，之間存在“姑舅”關系，親緣關系十分密切。其中一個家族的四代男性都被我們發現，以第二代和第三代最為興旺。三位第二代男性中，有兩位娶了妻子，他們各有兩個孩子，埋葬在他們身邊。
其中一對夫妻是近親結婚，他們擁有共同的曾祖，屬于“沒出五服”的親戚。一般女性會隨丈夫埋葬，但這對夫妻的女兒卻埋在了他們身邊，這是為什么呢？根據體質人類學的鑒定，這名女子有較嚴重的脊柱側彎，在30多歲時就早逝了。可能是由于身患殘疾，終身未嫁，被父母呵護了一生，最終埋葬在了父母身邊。
以上小故事反映的是歷史的細節，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們背后所代表的家庭、人群和社會結構。
整片墓地的墓葬中多用殉狗，其中還有一些墓葬底部有小坑內埋狗的現象。腰坑殉狗是商代流行的葬俗。因此，我們判斷這些墓主人是殷商時期的遺老遺少，還沿用著前朝的習俗。
四代家族樹是國內首次復原如此完整的古代家族樹，十分“吸睛”。不過，墓地南區那些親緣關系不強的墓葬也不應被忽略。埋葬在這片墓地的，可能既有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又有兩三人組成的小家庭，甚至還有一些獨立的個體，共同組成了這一小片社群，反映了西周燕國家族關系、社會結構的復雜性。
未來，DNA研究結合碳14測年、同位素分析、體質人類學鑒定和傳統考古學方法等，將會為我們講述更鮮活的燕國故事。
（作者單位：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科技讓考古更鮮活
唐自華
2024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上，入圍的20個項目依次登場。作為一名參與過不少考古項目的科技工作者，我最深的感受是：越來越多的考古人重視科技的作用，現代科學正在塑造中國考古學的全新風貌。
科技全面融入考古的各個環節，極大提升了研究精度。新出土材料和新方法的結合，提供了大量前所未有的細節。對吉林和龍大洞遺址黑曜巖的成分分析，發現存在本地和外來物源，區域比較揭示了東亞地區黑曜巖的流通網絡。寧夏賀蘭蘇峪口瓷窯遺址瓷胎采用二元配方技術，即胎土+脈石英，將瓷胎中的石英含量提高到70%以上，這比元代景德鎮窯早了兩個世紀，是我國發現最早的高石英白瓷工藝。
現代科學技術還揭示了以往未被充分認知的考古信息，豐富了考古研究的維度。這些成果正在為中國考古學貢獻新的內容。據不完全統計，入圍項目中，有5項開展了鍶同位素分析。這表明，物質文化交流網絡的研究已受到廣泛重視，考古學家期待通過對古人遷移行為的研究，揭示交流對于社會復雜化的重要價值。在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借助探地雷達和地磁探查等地球物理手段，考古隊發現了楊家灣北部的大規模石構遺跡。局部發掘證實，這些石構遺跡屬于盤龍城聚落晚期北部的外城，是長江中游夏商遺址中首次發現類似的石構建筑。
科技進一步強化了文物保護力度。安徽淮南武王墩一號墓考古隊與文物保護團隊緊密合作，利用薄荷醇加固技術，完成了槨蓋板上方竹席的提取工作。同時，他們建設了考古遺址數字化管理平臺，對發掘區進行精細掃描，從而獲得高精度場景基礎數據。在發掘現場，工作人員充分利用手機端應用程序，結合遺址現場測繪技術，及時、精細且全面地記錄考古信息，為后續展示、檢索和管理提供了全方位支持。墓坑中清理出各類槨木882根，總重近200噸，考古團隊制作的推廣視頻逐層展示了每一根槨木的疊放方式，觀眾仿佛親眼目睹了棺槨的營建過程，武王墩一號墓隱含的等級、禮制一目了然。
現代科學技術正在從考古研究的一抹亮色，成為考古的底色。
（作者為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員）
嘎拉的風，也曾磨礪先人
夏格旺堆
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發掘區一角。夏格旺堆供圖
嘎拉的風，是幾乎所有人對西藏瑪不錯最深的印象。
“天邊的嘎拉，狂風的搖籃”。當地諺語形象地說明了瑪不錯所處的嘎拉古湖盆地的特征。當然，你只有長時間在戶外干活，或者長時間住在嘎拉，才有機會體驗到。
誰能想到，就是這樣一個狂風呼嘯、高寒缺氧的地方，竟隱藏著幾千年人類文明演進的寶藏。
10多年前，瑪不錯遺址還沒被發現的時候，我曾走過目前嘎拉古湖盆地東西向開通的219國道這條路線。那時，這條路線還是土路，“嘎定公路”，即嘎拉鄉到定結縣的公路。當時，我負責的“定結恰姆石窟”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評選的2011年度“中國考古新發現”。那時我就覺得，嘎拉這個地理位置應該是高原文化歷史交通網絡上的一個重要區域。
2019年實施第二次青藏高原科考田野考察之前，我作為科考項目合作方的考古負責人，為考察隊制定了年楚河流域和這條“嘎定公路”的考古調查路線。幸運的是，考察隊在瑪不錯采集到了繩紋、刻劃等紋飾組合的陶片。看到陶片照片時，我眼前一亮，非常興奮，告訴隊員們，這些陶片的歷史肯定超過三千年。
瑪不錯遺址的發現，揭示了一個新的高原考古學文化。這是迄今發現的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在嘎拉的夏季，“一日四季”的天氣會經常造訪。由于瑪不錯臨近喜馬拉雅中段的冰川，每天都會“準時按點”地刮來大風，風力時常達到6—7級，將隊員們從“暖夏”打回“寒冬”。高原環境對人類生存不太友好，但通過考古發現，瑪不錯先民進化出較高的適應性——相對發達的上肢肌肉、高度的牙齒磨耗、極低的齲齒率，都展現出了先民頑強的生命力和適應力。
可以想象，這里也曾大湖湯湯、水豐草美，是古人喜歡的地方。除了傳統的年代學、地貌重建、氣候重建、動物考古、植物考古、體質人類學以外，古DNA、沉積物古DNA、穩定同位素分析、古蛋白分析、脂質殘留物分析等技術方法，都被用在了瑪不錯遺址出土的各種生物遺存上。青藏高原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地位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了解。
瑪不錯考古隊是多家單位組成的一支科研團隊，隊伍的團結是我們開展田野工作的前提。大家白天辛勤發掘，晚上除了做好自己的記錄，也時常聚在一起開懷暢聊，憧憬美好未來。不僅是隊員之間，在隊員們和鄉政府的年輕干部之間、與考古工地的嘎拉當地民工之間，都融洽如一個“大家庭”。
5個年度的科研探索，5個年度的狂風洗禮，5個年度的團結奮戰，我們收獲的不僅僅是高原史前人類在苦寒之地頑強存活的生命史詩，而且收獲了友誼，收獲了對這片高天厚土的熱愛。
每一次考古隊離開嘎拉鄉政府駐地時，鄉里的黨委書記、鄉長和嘎拉村的老百姓都會對我們說：“這里是考古隊的第二故鄉，請一定記得常回家看看啊……”
是的，5年揭開的，只是瑪不錯遺址1%面積的階段性成果。我們不僅需要常“回家”看看，而且還需要盡我們所能，為可愛的嘎拉，為我們戀戀不舍的瑪不錯，繼續做好保護利用工作。
（作者為西藏康馬瑪不錯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