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人對西伯利亞最初的了解，是在其嘗試與當時東方最富足的國家——中國進行接觸，尋找從莫斯科到中國的便捷通道的過程中獲得的。西伯利亞位于歐亞草原的中、東部，在地理上與中國最為接近，是考察文化交流和互動問題時應首先關注的地區。Ⅰ
隨著考古新發現的增多和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開始認識到，早在絲綢之路開通以前，以歐亞草原及其邊緣地帶為媒介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就曾在中華文明形成的過程中發揮過關鍵性作用。諸如小麥、黃牛、綿羊、馬以及冶金術在中國的出現，可能均與往來于歐亞草原上的古代人群有關，中國的黍等也通過草原通道傳入西方。并且，發生在歐亞草原上的重要歷史事件所引發的連鎖反應，是中華文明發展不竭的動因之一，亦已成為史學家的共識。因此，近年來利用境外歐亞草原的考古材料解決中國考古問題，甚至是專門針對境外歐亞草原考古的研究成果，在國內不斷涌現?？梢哉f，對歐亞草原考古的關注，已經成為目前中國考古學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
近十年來，已經有幾批專門研究歐亞草原文化的中國考古學家團隊，赴西伯利亞進行實地考察，有的高校已經與俄羅斯相關機構合作，在南西伯利亞地區開展考古發掘工作。但是不可否認，由于語言（特別是俄語）的障礙，大多數中國學者對歐亞草原考古的了解并不系統，這嚴重地阻礙了相關研究的深入。在這種情況下，急需梳理歐亞草原考古史，在整體上把握歐亞草原考古發展的來龍去脈，并以此為起點，為討論與歐亞草原有關的考古學問題奠定堅實的基礎。
西伯利亞位于歐亞草原的中、東部，在地理上與中國最為接近，是考察文化交流和互動問題時最應首先關注的地區。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西伯利亞考古學在俄羅斯考古學中一直屬于一個獨立的領域，占據著特殊的位置，但是與其他地區的考古學一樣，西伯利亞考古學有其自身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我們的梳理首先從西伯利亞考古學的發生開始。
Ⅱ
在俄羅斯聯邦的版圖內，西起烏拉爾山一線，東至太平洋西岸，為無邊無際的草原、森林和苔原所覆蓋的廣袤區域，是現代地理和行政意義上的西伯利亞地區。這個神秘地區的遙遠的過去，一直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正是因為如此，號稱具有三百年悠久歷史的俄羅斯考古學可謂出人意料地率先肇始于西伯利亞。
俄羅斯人對西伯利亞最初的了解，是在其嘗試與當時東方最富足的國家——中國進行接觸，尋找從莫斯科到中國的便捷通道的過程中獲得的。1472年阿發納西·尼基京在他的《三海旅行記》中如此形容中國：“那里盛產瓷器，所有的東西都便宜”，這無疑強烈地刺激了遠在歐洲的俄國人，但是從海上前往中國，不僅路途遙遠，而且特別艱險，因此他們一直沒有放棄尋找通往中國的陸上通道。除了一些民間商人的私自行動之外，從17世紀初開始，俄國沙皇連續下令組建和派遣使團前往中國。雖然這些使團大多因沒能抵達中國或無法覲見中國皇帝而未達到出使目的，但開拓了數條經西伯利亞通往中國的道路，并生成了正式的出使報告。在這些商人和使團的旅行日記、出使報告中，就有一些關于西伯利亞古物、古跡的零星片語?？上н@些信息不僅語焉不詳，并且早已隨著時間的遠去而湮沒在歷史當中，變得無法觸及了。相比于這些文字記載，某些人對西伯利亞古跡和古物的另一種“探索”，卻為我們留下了難得的“史跡”，但遺憾的是，這些古跡和古物中的大部分正因他們的“探索”而永遠地消失了。
從17世紀開始，一些到西伯利亞西部拓荒的俄羅斯農民，為了獲取貴金屬，開始大肆盜掘草原上的冢墓。由于未遭到禁止，甚至得到了地方軍政長官的默許，這種能使人快速發家致富的行當很快就變得普及，并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初發展到了頂峰，當時的社會上甚至出現了職業的挖墓人。“他們往往換乘雪橇在草原上行進二三十天；在附近的農莊糾集二三百名或更多的人手，分成若干的小隊，有目的地四處尋覓；他們挖開封土，有時得不償失，僅獲得一些銅器和鐵器，但有時也能獲得多達六、七俄磅重的黃金和白銀……”，1721年受沙皇彼得一世之命考察西伯利亞的德國人Д.Г.梅塞施密特（1685-1735）如此寫道。這些珍貴的文物遭到重熔的命運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少量文物也到了一些知識分子的手中。1664年，作為外交官的荷蘭科學家Н.К.維森（1641-1717）出使莫斯科，開始搜集有關西伯利亞歷史、地理的材料，其中不乏由挖墓人之手流入莫斯科的西伯利亞古物。特別是1714年和1717年，維森總共獲得了將近40件帶有野獸紋的黃金飾品，這些藝術品連同伊爾比特巖畫（位于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地區）的線圖，于1785年出現在了其名著《北方和東方的韃靼》一書的第三版中。
受到維森的直接影響，彼得一世也對西伯利亞的古跡和古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上有好焉，下必趨焉：1715年，俄羅斯礦廠主A.H.杰米多夫為祝賀彼得王子的出生，向葉卡捷琳娜皇后贈送了大禮——“西伯利亞古墓中的金器”；1716～1717年西伯利亞總督М.П.加加林兩次向彼得一世貢獻黃金古物，共計120多件。這些文物即為彼得一世收藏的“西伯利亞寶藏”的基礎，作為另一種“史跡”，至今仍完整地保存在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中。出于對西伯利亞古物的重視，彼得一世于1718年頒布法令，規定各地發現的一切古物及稀見物品均歸國有，并應登記造冊，繪制線圖，對盜掘出黃金制品者處以死刑。這是俄羅斯關于文物保護的第一部法令。
Ⅲ
彼得一世與俄羅斯考古學形成直接相關的另一項舉措，是組織了俄羅斯首次對西伯利亞的科學考察活動。考察在Д.Г.梅塞施密特的領導下進行，在8年的時間里（1719～1727），從烏拉爾到貝加爾，從薩彥山脈到遠東地區，考察隊行程數千公里，采集了大量的動植物標本以及歷史學和民族學材料。其中比較重要的事件是，1722年1月6日，梅塞施密特在當地哥薩克人的幫助下，發掘了一座高聳的冢墓。這被認為是西伯利亞考古史上第一次不以尋寶為目的的考古發掘——雖然這次發掘沒能留下任何的檔案資料。
除此之外，中途被吸納入考察隊的瑞典軍官И.Ф.斯特拉倫別格（1676～1747）亦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他在返回瑞典后出版的專著中首次對西伯利亞考古材料進行了分類：墓葬、墳丘，文字符號、巖畫，徽章，石碑。雖然這個分類不具科學性，但仍然是西伯利亞考古史上首次對考古材料的系統梳理。
不僅如此，1725年彼得一世在他生命最后的時光里組建了俄羅斯科學院，從此西伯利亞的科學考察活動都由該學院主導。俄羅斯科學院對西伯利亞的大規?？疾?，主要集中在18世紀，其中1733年到1743年的考察在西伯利亞考古學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此次考察在В.И.別林格（1681～1741）的領導下進行，吸納了500多名成員，共歷時10年。其計劃是：考察自奧涅加灣到楚科齊海的北冰洋沿岸以及堪察加半島與北美洲之間的海域；全面研究西伯利亞的地理與歷史。作為考察隊的主要成員，Г.Ф.米勒（1705～1783）搜集了大量的歷史學和民族學材料，并以此為基礎完成《西伯利亞史》一書，首次根據外部形態對西伯利亞地區的古代墓葬進行了分類。米勒還嘗試對一些古代遺存進行科學的解釋，比如他認為墓葬中出現的馬骨“證明了在現今一些東方民族中仍然盛行的某種信仰”，“墓葬隨葬品豐富，說明死者身前具有較高的社會階層，并擁有巨量財富”。更為重要的是，鑒于葉尼塞河上游一些墓葬中的刀、短劍、箭頭均由銅制成，而非更加適合的鐵，米勒睿智地指出：“埋葬這些墓葬的人尚不知使用鐵器，故而此種墓葬要比其他墓葬更加古老”。米勒根據隨葬品的質地對葉尼塞古墓年代的判斷，無疑是丹麥人湯姆森（1788～1865）于1836年首次提出的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三期說”的先聲。
巧合的是，繼米勒之后，А.Н.拉季謝夫（1749～1802）于1811年出版了《西伯利亞札記》。他在書中指出，葉尼塞及其支流地區的一些古墓，是由已經知曉銅器和銀器的民族建造，而比其更加古老的是“發現于河邊的具有斧子和刀子之用的堅硬且鋒利的石頭”。如果說米勒率先提出了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的“二期說”，那么拉季謝夫提出的則是石器時代—銅器時代的“二期說”，正好與前者銜接。應該承認，二人所作的僅是對古代遺存相對年代的經驗性判斷，而遠非明確的古史分期理論。但他們互為補充，共同完善了人們對古代社會生產力水平發展階段的認識。
縱觀以上歷史，可以說在18世紀及以前，西伯利亞考古尚未形成專門的學科，人們對西伯利亞古跡、古物的研究亦不系統和深入。但是，從第一部文物保護條令到第一次不以挖寶為目的的考古發掘，從對考古材料的系統梳理到對古代遺存的科學解釋，西伯利亞考古學已經如此這般地一步步、緩緩地萌芽了。到下一個階段，即從19世紀開始，西伯利亞考古學遍地開花，無論是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較之前有了較大的改變：西伯利亞考古學興起了。
（作者：王鵬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本文圖片均為西伯利亞寶藏，作者供圖）